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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米体育多米体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这些重大战略举措，为ESG理念在中国落地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新机遇。ESG投资理念，即“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绩效而非仅关注传统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环节，企业ESG表现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引导企业转变发展观念，提高企业ESG表现，实现自身转型升级，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远时期的重要课题。

　　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鲜有文献从政府采购角度考察。本文从企业ESG角度出发，探讨政府采购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在政府采购实施过程中，一方面，政府采购可发挥其订单规模大、周期长、价值高的优势缓解企业为提高ESG表现产生的生产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政府采购可以通过设定具有导向性的采购需求标准，在分担供应商提高ESG表现的成本负担的同时可以激发企业履行环境、社会、治理等责任的内在动力。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融资约束在政府采购与企业ESG发展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ESG投入的外部特性明显，融资约束往往是企业长期战略决策中选择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掣肘。因此，基于预防性动机，在融资约束限制下的企业偏好选择保守型发展策略，降低ESG发展的相关资金投入以确保短期内经营收益稳定。政府采购可以成为影响企业融资约束限制的间接渠道，以此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激励。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内部控制制度是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约束领导层管理行为的重要制度。内部控制水平能够影响企业ESG表现，实现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从政府采购来看，由于政府与一般采购人地位属性差异，政府采购天然具有参与者与监督者的双重身份。从监督管理角度来看，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政府必然会以更加严格的标准选择供应商企业。企业自身形象、信用状况等都会作为政府采购重点参考的指标。在政府高影响、高威慑的监督下，政府采购往往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有更有力的外部约束。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利益相关者是企业最主要的资源来源。从政府采购活动来看，政府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订单可以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政府采购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为获得采购订单的企业传递出积极可信的信号，对于企业而言，市场机构作为资本市场中信息的挖掘者、传递者以及企业未来经营的预测者，具有极强的信息中介和外部监督作用。因此，政府采购实现以公共需求带动私人需求，通过信息公开强化外部监督，为企业ESG发展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由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第四个假设：政府采购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市场关注程度来提升企业ESG表现。

　　本文选取2015至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ESG的影响。其中，政府采购数据来自中国政府采购网，利用Python相关技术将政府采购合同订单中的关键信息整理出来，将供应商名称与上市公司名称相匹配，得到上市公司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相关数据。关于企业ESG相关数据，本文最终选取华证ESG评价数据作为企业ESG表现的代理变量。其余企业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被解释变量Esg，代表企业ESG表现，主要包含环境治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本文借鉴王禹等(2022)的做法，将ESG九档综合评级“AAA、AA、A、BBB、BB、B、CCC、CC、C”分别赋值为“9-1”，其中数值越大表示企业ESG表现越好，反之则企业ESG表现越差。

　　表3列示了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2)分别为采用OLS回归与Oligit回归的结果。在列(1)、列(2)中，Gp的系数分别为0.0284和0.0524，在1%的水平上Gp与ESG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采购可以有效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高。同时，考虑到政府采购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可能存在滞后性影响，本文对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并再次进行OLS回归与Oligit回归，结果如表3列(3)、列(4)所示。在列(3)、列(4)中，Gp的系数分别为0.0305和0.055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府采购促进企业ESG表现的结论仍然成立。假设一得到验证。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会受到反向因果与样本自选择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因此，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匹配得分法予以检验。在工具变量法检验过程中，本文具体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分别构造工具变量：第一，以年度和行业为标准，将计算出的个体企业所获政府采购金额均值(Gp_lv1)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第二，以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采购金额占该行业当年获得政府采购总额的比重(Gp_lv2)作为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第三，参考Lewbel(2012)提出的利用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再次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4列(3)所示；在倾向匹配得分法检验过程中，本文以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人均薪酬、人力资源、企业增长水平、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以及企业年龄作为匹配变量，采用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并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列(4)所示。可以看到，在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Gp与Esg的相关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与上文结论保持一致。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第一，改变华证ESG的赋值方法。将上文所述的赋值方法调整为如下方案：当企业评级为AAA、AA和A时，均赋值为3分，BBB、BB和B为2分，CCC、CC和C为1分，并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列(1)所示。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避免单一ESG评价指数的特殊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Wind数据库提供的企业ESG评价数据，结果如表5列(2)所示。第三，替换主要解释变量。将主要解释变量Gp替换为Gp_if虚拟变量，其具体构造方法为：若企业当年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则Gp_if赋值为1，否则为0。之后，再次进行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列(3)所示。第四，考虑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联度相对较高，所有权特性使得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约束较小、发展实力较强、社会属性更为突出，政府采购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可能较为有限，因此本文剔除了国有企业样本后再次回归，结果如表5列(4)所示。通过以上稳健性分析可以发现，主要变量的系数正负号与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以上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本文参考姜爱华等(2022)对企业规模的处理，将每年的样本按照资产规模从小到大排序处理，排名前50%划分为小规模企业，排名后50%划分为大规模的企业，回归结果如表6列(1)、列(2)所示。其中，列(1)为小规模企业的回归结果，列(2)为大规模企业的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政府采购对大规模企业的ESG表现能够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2022)、马永强等(2021)对重污染行业的界定，结合证监会2012版分类标准，将行业代码为B06、B07、B08、B09、B10、B11、B12、C17、C18、C19、C22、C25、C26、C27、C28、C29、C31、C32、D44划分为重污染行业，其余行业为非重污染行业。表6列(3)、列(4)分别为非重污染行业与重污染行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政府采购对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能够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

　　本文借鉴刘诗源等(2020)对企业生命周期的设定，使用现金流模式法将样本企业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分别考察不同生命周期下，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差异。表6列(5)至列(7)分别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各时期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效果均显著，相较于成长期企业，政府采购对于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在本小节，对政府采购和企业ESG表现之间因果关系的作用渠道进行实证检验。构建中介效应检验的两个模型。其中，第一步模型同上文模型(1)保持一致，第二步模型如下：

　　模型(2)中，Cf、Ic、Att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企业融资约束、内部控制水平与企业关注度。其中，企业融资约束以上市公司各年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资产总额”比上当年企业资产总额来衡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融资约束越弱；内部控制水平选择“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高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企业关注度选择“一年内对该公司进行过跟踪分析的分析师(团队)个数”(Att1)和“一年内对该公司进行过跟踪分析的研报份数”(Att2)来衡量，以上两个指标越大，表明外界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通过将企业融资约束、内部控制水平与企业关注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政府采购影响企业ESG表现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

　　表7列(1)为融资约束的机制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采购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系数显著为正，即政府采购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采购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ESG表现，证实了假设二。

　　表7列(2)为内部控制水平的机制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采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改善。政府采购可以改善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而提高企业ESG表现，假设三得到证实。

　　表7(3)、列(4)为市场关注度的机制分析，其中列(3)、列(4)分别显示政府采购与“一年内对该公司进行过跟踪分析的分析师(团队)个数”(Att1)和“一年内对该公司进行过跟踪分析的研报份数”(Att2)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政府采购与市场关注度显著正相关。假设四得到证实。

　　第一，政府采购对提高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表明政府采购有助于提高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第二，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的经营规模较大、所属行业污染严重、所处生命周期更成熟时多米体育，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三，政府采购可以通过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改善内部控制水平和提高市场关注度的渠道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内在激励和外在动力。

　　从政府角度来看，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在ESG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当前我国ESG发展如火如荼，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政府需要发挥主体优势不断健全ESG相关制度建设，为推动ESG理念在我国更好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中关于体现ESG核心内容的清单设计，以法律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晰采购功能发挥的范围。二是政府在强化采购政策目标的同时，考虑实现采购决策与供应商属性特征充分结合。由于政府采购政策效果会受企业自身特征影响，政府在进行采购时应从行业、规模、发展周期等多角度出发，充分做好采购前期的需求论证与供应商的调查工作，因“企”制宜地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

　　从企业角度来看，一是企业应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带来的相关显性或隐性的资源支持，为企业提高自身ESG表现赢得更加充分的物质条件；二是要针对企业自身特点，结合产权性质、行业特点、自身规模以及发展周期等企业性质，做出合理的企业ESG发展规划，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满足企业自身、政府、公众等多方的共同利益需求，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关注的重点。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显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鲜有文献从政府采购角度考察。笔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对提高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正向激励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正向激励作用对规模较大的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处于成熟期之后的企业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政府采购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及提高企业的市场关注度等渠道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内在激励和外在动力。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推动我国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同时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现状，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获取资源支持。

　　原标题：文献分析 政府采购与企业ESG表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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