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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体育民生范文
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这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份上,政府工作的对内重心还是应以着力改善民众基本生活,努力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健全全民统筹医疗保障系统,加快政府为“以民为本”执政类型政府的转变。民生是一切改革的最坚强保障,从政府最近的工作报告看出,“十二五”的规划依然延续了“十一五”规划中关切民生的重大主题:“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上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的施政重心是具有连贯性和长远性的,不仅如此,“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和对于党执政稳定的关键性不言自明。
经过中国的不断探索,确立了“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执政新理念,在相继出台了众多的惠民政策和措施之后虽然为解决民生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些民生理念和政策只有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为政府的执行能力提供了一个难题,而要破解这个难题既要提高各级领导的素质和能力,更要有一套体制机制作为其实施的保障,因为体制机制是一种法制观念的外在形式,它具有公平性和持久性,更为显著的特性是它为全体人民所认可和可被监督,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大程度上实践了政府“法制治国”的理念。体制、机制不仅决定了政府的行为方向;控制了政府行为的规范程度;同样它对于政策的执行力度有了一套有效的反馈措施。因此笔者拟出体制、机制有待于完善的三个方面。
首先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性、普惠性和社会公平是基本公共服务根本的属性。公平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石,缺少公平的社会不应该被纳入现代文明社会的章程。目前,对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来讲,农村与城市在卫生、医疗、教育领域显然还有需要努力去弥补的公平鸿沟;垄断行业的员工和非垄断行业的员工在享受的福利待遇和机会争取的公平性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基于此,重建公共服务体制需要从以下地点入手:一是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保证就业机会的均等化,只有保证了首先就业,才能谈及一切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稳定的构架;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的公平,缩小垄断行业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提升中间收入比重,努力做到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一视同仁。努力拉升低收入群体的最低工资标准;三是建立城乡一体的低保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只有放开居民生活的顾虑,才能谈解放国内消费的计划;四是在基本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上实行平等化。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实现“十二五”期间资金投入占国内“GDP”百分之四的承诺。总之,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要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其次,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以公共事业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尽快完成从投资型政府到鼓励、提倡消费类型的政府的转变。一方面,要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比重;另一方面,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达到地区之间的服务水平均等化就应充分发挥财税机制的作用,这也是政府进行社会再分配的重要机制。通过财税杠杆有力平衡地区之间的先期差异,倾斜历史薄弱地区,提高发达地方政府的抗压能力。从而全国齐头并进,最终达到公共财政地方上的收支均衡。
再次,建立民众诉求机制,健全民意采集的相关制度。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形成有序、高效、畅达、快速的意见传达渠道,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地区困难群众能够真实地反映民生方面的建议,改变现行体制下民意难以上达的状况。通过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扩大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让不同利益主体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身的诉求,以制度的刚力来保证人们利益诉求渠道通畅,保障人们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使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充分和真实的表达。这些体制和机制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问题,只有话语渠道的建立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反馈渠道,使得中央的政策能够充分下达地方,同时也能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之处传播至政府决策部门供给其他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公正的分配制度等制度的建立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国力与“民力”的不协调性之问题也越来越甚嚣尘上。“十二五”期间,笔者认为,良好的体制机制的建设是形,我们还必须修炼内功,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保障促民生两者之中的联系牢牢抓住。利用经济增长推动民生建设,为民生建设提供最根本的保障。
我们必须把目前稍显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导向扩大内需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均衡发展;增强金融行业的法制规范建设和透明度同时减少冗杂的政府“三公经费”;为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提供高效、充足的资金支持;继续整顿、关停高耗能、低效益比的污染企业;破除国内不必要的垄断经营,适当给予民营企业在部分原有控制行业的公平竞争机会;推行绿色“GDP”理念,各级政府考核和奖励应倡导废除为“数字论成败”的怪圈,努力增加环境效益比的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如此关键?一个是国家的具体的经济领域的政策,一个是国家的长远战略政策,两者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笔者认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者之间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而且对于我国社会领域的变革能量也是不可低估。每一场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标准,而这一场变革的成功与否的评判者则是我们广大人民。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目的,绝不是单纯的巨额外汇储备,而是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只有不断改革国内经济领域才能更好地带动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向着良性方向的变革。
民生问题解决地出色会带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向前,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避免出现上文所说的“国强”、实则“积民”,才能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而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加一份重要的砝码;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则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混乱,社会就不可能和谐。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利益平衡和利益兼顾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五年转眼即过,下一个五年已经向我们不可逆转地奔来。我们应该拿出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来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群众最关心、最爱听、最爱看的,往往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关联度大的新闻。民生热线类节目作为媒体与政务的联姻体,具有“一人咨询,万人了然;一人投诉,众人监督”的放大效应。热线办得好不好,重在解决问题,贵在群众满意,这也是节目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所在。
媒体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在提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和办结率上下工夫,努力使“热线常热”。这一点,烟台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热线》节目在运作上有其独到之处。
为提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民生热线》建立了完善的快速反馈机制,将节目形式进一步丰富为“前期节目问题回复+本期嘉宾访谈+现场热线解答”,节目的各个部分有机结合,内容丰富饱满,节奏感强。对听众打进的热线电话,实行“首听负责制”,上线嘉宾能现场答复的要现场答复,需事后调查落实的要在第二天节目中简要回复,在周六节目中详细回复,真正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同时,为增强权威性,调动上线部门和单位参与节目的积极性,《民生热线》还建立完善了节目评价考核机制。每年年初,烟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都会下发正式文件,对年度内《民生热线》节目上线情况作出具体安排,保证节目有序运行。节目开播11年来,上线个,市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负责的职能部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对热线听众进行回访,统计出每期节目的听众满意度、一把手上线率、问题办结率,年底排出听众满意前十名和后十名单位,结果直接计入年底的机关效能考核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作为单位评议的依据。
2002年开播至今,《民生热线多期,接听热线%以上。密切跟踪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落实情况,做到有始有终。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实效”和“成效”,《民生热线》才树立起节目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被誉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促进执政为民的“监督岗”、热心为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处”、解决社会矛盾的“稳定器”。
民生热线类节目红红火火,占据了广播、电视等各大媒体的黄金时段。目前,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台这类节目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却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共性问题,就是:“大民生”意识不够,零碎化的“小民生”倾向突出。所谓“小民生”,主要是指节目将关注的着力点过多地放在对百姓生活中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个体案例的关注上,触及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不够。而“大民生”,则以小见大,通过民生角度来解读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法规及发展走势等,告诉大家其基本内涵和可能对民生带来的具体的、直接的影响,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如何突破“小民生”迈向“大民生”?烟台广播电视台《民生热线》节目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由于取得了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节目中,群众关注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环保等民生问题都有对应的上线单位领导直接受理。比如老百姓比较关心物价问题,节目不只是告诉听众物价涨跌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引导节目嘉宾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告诉老百姓物价涨跌的原因何在,政府会如何应对等;与此同时,适时引导听众理性表达自身诉求,并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促进了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落实。
由于《民生热线》节目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而是体贴入微地服务,因此更能为群众所接受,更能体现新闻宣传“三贴近”的原则。节目开播11年来,对10万多个群众热线电话的现场解答、落实解决,既宣传了政策法规,又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服务民生的温暖,有力地提升了节目的影响力、增强了听众的忠诚度。据广州赛立信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2012年,《民生热线%,连续多年在烟台地区早间这一黄金时段各广播节目中稳居第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优秀的民生节目,应该既有宏观大视野,又有微观小视角,做到两者水融。要把关注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与关注人民群众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对平凡百姓、普通事件的关注,达到由个体意义到普遍意义的提升,为群众日常生活提供行动参照和价值坐标,这才是真正贴近民生、关注民情,这样的民生节目才会呈现多视角性、多层次性,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传播信息、通达民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媒体的生存法则。同样一件事,因为报道的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引导的方向不同,社会效果就会很不一样。因此,对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来说,仅仅做到有闻必录,或者仅仅满足于做一面社会的镜子,是远远不够的。在客观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还要把握导向、引领舆论,积极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民生热线》节目的宗旨就是“让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节目开播11年来,138个政府部门和窗口单位的嘉宾每周一到周五轮流上线,现场倾听群众呼声、在线受理群众投诉。通过“对话”,政策法规得以传达,群众的问题得以解决,百姓的情绪得以疏导,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爱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节目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促使部门工作更加透明、为民服务更加高效,理性推动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媒体的舆论引导力有效提升。
记录时展,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媒体应尽的责任。当前,在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新闻媒体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也拥有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对各类媒体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此,媒体一定要敏锐观察时局动向,及时研判社会思潮,自觉代表公众利益,积极进行有效引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需求,在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切实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润物细无声”的舆论支持。
一栋栋单元楼外挂满红灯笼,家家户户贴春联,整个小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过年氛围。从全县30多个“山旮旯”村寨搬来的移民群众聚在一起,自编自演芦笙舞、山歌对唱等富有民族特色的节目。
2017年春节,全省有45.8万人在自己的新居中过新年,成为贵州改善民生的一个美好缩影。
过去一年,贵州坚持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积极改善民生,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贵州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1734.43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增速高于全国(6.7%)3.8百分点,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与这些数据同样鼓舞人心的,还有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三大部级试验区获批建设,在全国率先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变”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竣工――书写了多个“全国第一”、多个“全国率先”的贵州,正彰显着“十三五”开局之年的“贵州自信”。
作为全国贫困面最大的省份,脱贫攻坚是贵州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十三五”开局之年,贵州深入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全省减少贫困人口120.8万人。
数据的背后,是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是全省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是社会各界的凝心聚力――
紧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和10个配套文件,制定实施《贵州省大扶贫条例》,为贵州脱贫攻坚提供制度保障;
省委书记、省长等20名省领导挂帅成立了20支指挥组,集中攻坚威宁自治县石门乡、晴隆县三宝乡等20个极贫乡镇,确保脱贫攻坚不留“死角”;
省市县乡“一把手”共签订了1万多份脱贫攻坚“军令状”,层层传递压力,级级分解任务,制定出详尽、具体、实在、有效的脱贫计划;
39个中央单位、7个东部城市、1381户企业、45所省属院校开展定点帮扶;
7072名、4.3万名驻村干部奔赴脱贫一线,沉下身子、苦干实干,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女愚公”邓迎香、开山凿渠的黄大发、倒在脱贫攻坚路上的姜仕坤……一位又一位的脱贫攻坚楷模成为贵州精神的时代标签,成为改善民生、同步小康的中坚力量。
“三年前遭遇车祸导致颅骨受损,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颅骨修补手术费用高昂,要不是现在政策好,我都不敢奢望能做成这个手术。”玉屏自治县平溪社区四眼塘村民姚伟感慨。
得益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姚伟接受了颅骨修补手术,3.9万元的医疗费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报销了3.45万元,个人承担的4500元由医院给予减免。
感慨“政策好”的还有家住安顺市西秀区东屯乡小屯村的史绍西。他是西安文理学院大四学生,妹妹也在省内读大二,两人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全靠父母务农支撑。2016年,史绍西生了一场大病,家庭负担更重了。
正当他为生活费和医药费发愁时,他和妹妹都获得了4830元的教育扶贫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教育扶贫资金来得及时,帮助我家度过难关。”史绍西说,毕业了,自己要回贵州工作,为家乡作贡献。
聚焦最紧迫最直接的民生需求,姚伟和史绍西的经历正是贵州坚持改革惠民的线亿元,“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六个小康行动计划投资445亿元,贵州省“十件民生实事”共完成投资1214.22亿元。其中,教育精准扶贫,扶持微型企业及带动就业,建设农村幼儿园、标准化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农村留守儿童之家,新建、改建农村公路等民生实事均超额完成任务。
春节期间,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在“新春走基层”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感慨,“获得感”“幸福指数”也成为受访群众口中的高频词。
获得感来自哪里?来自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变化。学费有着落了、就业有岗位了,孩子有人照顾、医疗城乡统一,低保标准提高、安居工程推进,通村之路延绵、网络信号满格,传统村落有了消防保障、村级文化服务更加多彩……一年来,许多民生问题得以破题,民生领域的“冰点”正在消融,民生保障的网络变得更为坚实,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赤水河太美了,美酒河名副其实!” 1月30日,游客王先生带着全家到赤水旅游。看到赤水优美的风光、良好的生态,王先生不禁感慨:“好羡慕住在赤水的居民哦,环境这么好,让人身体好、心情也好。”
全面小康,老百姓不仅要吃得饱、穿得暖,更要活出高质量、精气神。贵州在后发赶超的道路上,始终坚守民生情怀,将民生要求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和自豪感。
这一年,环保执法动真碰硬,贵州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立体大交通格局正在形成,全省实现县县通公交,沪昆高铁贵阳至昆明段通车运营;两孩政策全面实施;省直机关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减免……
民生改善出实招,发展成果惠民生。一项项改善民生的措施,把发展的实惠送到了百姓手中。
民生改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17年的“十件民生实事”,教育、就业、低保、医疗、安居、交通仍然是全省加大投资力度、全力推进的关键领域。
无论是村庄生活环境整治,还是促进农业电商发展,无论是公共安全监控,还是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十件民生实事”关注的,仍然是关乎生命安全、关乎生活质量、关乎百姓民生、关乎幸福指数的重要问题。
江苏省盱眙县铁佛镇的杨行鉴,是一位须发尽白的老人,曾经担任民办教师多年,最近他喜事连连:由于经济困难年久失修的三间土房,由县乡两级政府按照有关政策,照顾修缮一新,再也不漏风漏雨;乡里面正在按照上级政策为他办理低保申请手续;曾经停止发放的学校门卫工作的工资,在有关领导的督促下,全部补发。
民办教师,是20世纪中叶起中国农村地区特有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几近废墟的共和国土地上,进行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建设,异常艰难。教育方面尤其如此。由于大量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现困难的路子。代中小学教育基本空白一片。
党和政府面对难题,在对成年人口积极进行扫盲教育的同时,发动各级政府和群众,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民办教育”。经过大约30多年的艰苦努力,尽管遭遇了“”干扰等各种艰难曲折,仍然成功地破解了这一难题,结束了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基本没有现代初小教育的历史。
到80年代初,基本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教育网络,成功地培养了一代具有初小文化的现代农民,并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批合格人才,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批合格生和可塑之材,同时,为全国农村地区的“文化脱贫”奠定了基础,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而“民办教师”们,作为这项事业的骨干力量,是创造这一奇迹的重要功臣!并且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献身共和国农村教育事业的优秀事迹。
江苏省原淮阴地区,地处淮河下游,是江苏省面积和人口大市,历史上也是交通不便,比较闭塞、贫困的地区。
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的黄河“夺淮入海”事件,一再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因此该地区经济文化基础尤其薄弱,农村教育难题更加突出。
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经济困难,要等建设好现代化的校舍及准备好各种必备条件,再来发展地区农村教育,显然不可能。因此,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多种形式发展中国特色的农村普及教育成为必然的选择。
据部分老领导、老“民办教师”的回忆和对有关事实和资料的调查,当时起步的时候,各个方面的艰苦与困难的程度,如非亲身经历,很难想象。简单地说,就是“四无”:即无师资、无校舍、无经验、无资金!
但是,在各个方面的支持下,所有困难,最终都一一克服:没有师范毕业的师资,就找“土秀才”:回乡的知识青年、复员、过去私塾的先生,后来还有部分下放知识青年。没有校舍,秋冬就在农舍、祠堂上课,春夏就在树荫下、房屋后上课。没有经验,大多数人都没有上过师范学校,就参加有关部门举办的“师资训练班”,然后,边干边摸索,互相交流。没有资金,国家拿一些,集体出一些,社员捐一些,甚至不少老师拿出个人财产和积蓄用到学生身上。
戴庆海,江苏省盱眙县原东阳乡(现马坝镇)云山村人,20世纪60年代初,是村里少有的老初中毕业生,是家里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不惜代价供养念书的孩子。
1969年,公社和大队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他去做教师,他放弃了“农技员”的工作,白手起家,筹建本村“山东小学”。
没有建设好校舍的时候,他身背小黑板整天田头屋后牛棚农舍到处跑,忙着给学生上课。学校建好后,学生们终于结束了“打游击”的艰难境况。
几年下来, 学校发展到4 名教师,近200名学生,从单式班到复式班,有4个年级,教学成绩多次获上级表扬表彰,戴庆海被任命为负责人。至今,记者现场看到当年的那些校舍石头基础,仍然十分整齐、牢固如初。
必须强调的是:戴庆海不过是无数任劳任怨、风雨兼程献身共和国农村教育事业的民办老师们中的普通一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类似戴庆海这样的感人事例,实在数不胜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处于高度计划经济时期,严格地说,当时的“农村民办教育”是政府与集体联合办学的成果,是一种半“公办”的“大集体”形式,其工资来源,也是由国家补助和社队补助两部分组成,与现在的“民办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
1980年,由于特殊原因,江苏原淮阴地区成为全省的教师队伍整顿“试点地区”。应该说,国家普及、调整和加强农村小学教育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中发[1980](84号)文件《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主要精神是:贯彻小学教育方面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文件提出:“在八十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行普及初中教育。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小学抓起。”文件强调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厂矿企业等方面的办学积极性”。文件强调要“造成尊师的良好社会风气”“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切实改革普通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对这一事业的领导。”以上内容表明,中央和国务院把对于“新时期”普及小学教育提高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农村民办教育起步的时候,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农村的知识分子非常缺少,在农村民办教师的师资,是一种“骑马找马”的形式解决的,否则根本无法寻找到现代意义上的合格师资,发展农村教育。这样,在师资质量、组织形式上,按照现在的眼光和标准,都自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必须承认,这是在一个不容否认的特殊历史背景基础上产生的、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经过20到3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对外窗口打开,相比之下,过去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包括在师资质量、办学形式上的问题,逐渐显露;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积累,国家师范类院校培养的人才越来越多,因此对于“农村民办教育”进行整顿提高,解决极少数教师确实不能够胜任工作的问题不仅必要,也成为可能。因此,这个大方向是不容质疑的。
但是,如何积极稳妥与严格规范地进行好这一工作,妥善地、实事求是地做好善后工作,成为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与前提。
遗憾的是,在实际组织和具体操作中,缺少严格的规范性,发生了不少事与愿违的结果。一份2008年3月19日从档案管理部门复制的1982年的
《盱眙县XX(复印件字迹不清)公社辞退民办教师花名册》表格复印件表明:该公社同时被辞退的10名教师中,除去2人未参加考试作为放弃处理,即使全部按照新民办教师60分的合格标准,其余8人中,有4人超过60分,占50%!并且其中三人属于80分以上的高分!同时,四人被辞退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没有一人的被辞原因属于所规定的考核范围以内应该辞退的原因。如:赵伟国,马坝镇(原高桥乡)旧街村赵庄组人,党员,初中文化。1972年入伍。1977年退伍以后组织安排进入高桥小学,先后担任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师。1982年参加考试,成绩为语文52分,数学28分,总分80分。当时的校长告诉他:“100分才够,你不合格。”而表格上所写的“辞退原因”则是“家庭困难”。另外三人是:一、周义兰,高中文化,总分85.5,“辞退原因”是“缺劳力”;二、吴XX(复印件字迹不清),高中文化,总分60.35,“辞退原因”是“待遇低”;三、李国华,高中文化,总分85.5,“辞退原因”竟然也是“缺劳力”。这三个人根本不属于“思想品德、业务水平、工作态度诸方面有一方面不合格的”辞退考核范围。
26年以前,1982年,赵伟国还是一个30来岁、热爱事业、为国家农村小学教育努力贡献自己青春力量的热血青年,却以高分成绩莫名其妙遭辞退。26年以后,当记者设法从偏僻的农村找到他核实情况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年近花甲的白发老人。
在大量骨干民办教师被辞退后,许多学校由于严重缺少教师,尤其是缺少有经验的熟练教师,原淮阴地区农村中小学教育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有的教师一人竟然要兼原来几个人的课程。如戴庆海原来所在的江苏省盱眙县原东阳乡小学,四名教师全部被“辞退”,从外地调来一名教师,一人竟然要教原来四名教师的课。有的地方,由于缺少合适的教师不得不由地方党组织出面,重新动员和返聘被辞退教师代课。有的教师忍辱负重30多年,到退休年龄下来后,却无任何生活待遇和安排。如淮安市南陈集镇竹园已经九旬高龄村党支部前副书记肖玉柱证实:该村被“辞退”民师刘秀花,1969年初中毕业后任教,1982年被辞退后,地方上群众说刘秀花书教得好,要求她继续教书,她本人不同意,群众就找村支部。村支部研究后让肖玉柱上门动员刘秀花顾全大局,并且亲自把刘秀花送到学校代课,一直教到2004年。这期间,其他代课教师许多人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她却因为当年的有关“政策”,一直不能转正,在极其低微的待遇下,顾全大局,不图名利,坚持教学工作35年,几乎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年老退岗后,没有任何养老待遇。
值得肯定的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地方政府不断积极作为,已经开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多方面努力化解这一社会矛盾。
比如,盱眙县等地区的部分乡镇,已经在2007年年底之前,在政策允许和经济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基本解决了被“辞”困难民办教师们的“低保”问题,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以及对于他们过去工作的承认和尊重,极大地稳定了大家的情绪。近期,县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各乡镇优先解决困难民办教师的低保问题。
据反映,在宿迁市,从宿城区屠园乡开始,目前全区不少地方给被辞老民办教师们发放生活补助,尽管数额有限,却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与关怀。
盱眙县铁佛镇的杨行鉴老师,曾经是福建前线部队驾驶员,退伍后,放弃许多优越工作机会,坚持任教多年,后被辞退,现已70多岁高龄,风烛残年,生活困难。他的房屋年久失修,地方党委政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免费为其修缮一新,并且积极帮助他排忧解难。
淮安市的其他不少地区,也开始着手为困难被辞教师解决“低保”和其他实际困难,走出了积极妥善解决问题、创造和谐环境的可喜一步。
更加值得肯定的是,2008年初,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确定“对教育系统享受补助的82年被辞退民办教师和60年代下放人员,比照乡镇有关人员,提高生活补助的做法,从2008年4月份起将补助标准提高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
这样,近年来该地区积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氛围,出现了可喜的稳定局面。
记者在江苏省教育厅采访时,有关官员表示:地方政府有责任妥善解决好“老民师”晚年生活的困难。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情说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多米体育。”
幸福是什么?相信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当然,对于一部分住房困难家庭来说,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他们最大的幸福也许就是终于有了可以安居乐业的保障性住房。时下,一系列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政策密集出台,对于大量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户而言,今年也许就是圆梦的开始。
自2007年首府启动住房保障工作以来,首府已经有7277户家庭得益于保障性住房政策,住进新房。此外,近1000余户家庭享受到廉租房租赁补贴,共计683万元。目前,应保家庭中已解决住房问题的家庭占24%。
4月20日,随着骑马山2200套廉租房项目正式启动,首府今年建设58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的序幕也全面拉开。
“总体项目完工后,将解决首府1万多户低收入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工地现场,乌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外,还将在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建廉租住房2000套,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普通商品房中配建5万平方米左右的经济适用住房。
按照《乌鲁木齐市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2008-2010年)和年度计划》,乌市政府也将在计划期内每年拿出1.03亿元,用3年时间,共建经济适用房2万套,廉租住房6000套。
在乌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着本地户口,从年轻到年迈,为这片土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因为无固定工作或者疾病,一直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收入,在这个时髦的大都市里颠沛流离、辛苦奔波。在生存成本中,住房支出成了难以承受之重,在身心俱疲之时,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又面临因无房而无法成家的尴尬局面,又让他们承受精神煎熬,寝食难安。基于此,解危解困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产权房…一陆续出现,为解决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而不断发展变化着。
顶着太阳记者在乌市水上乐园门口等了20分钟,伴着呛人的尘土挤进空气持续发酵的537路公交车,在东拐西磨的搓板路上行20分钟后来到终点站,初来采访时的锐气丧失殆尽。然而向北一望,掩映在树林后的红色楼顶让人眼前一亮,搜寻的目的地到了。
这红色楼顶就是乌鲁木齐市建设的第一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所在地――天山康居苑小区。记者看到,这个始建于2008年的小区,共有16栋楼,每栋均为6层,红顶白墙,道路宽阔干净。清爽的环境超出外人的想象。据小区服务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里居住着1165户人家,其中,经济适用房821户,廉租房344户。
李国华家住在12号楼3单元1楼。34平方米的长方形房间里用两道塑钢幕墙隔出了一客一卧一厨和一个卫生间,除去桌椅床占据的位置,还有一小半的自由空间。占据后墙一小半的窗户纤尘不染,透进的光线照在粉壁墙上显得更加宽敞明亮,没有丝毫压抑感。
65岁的李国华和老伴对这个房子非常满意,“知道自己分到这个房子后,非常高兴,很激动,房子又大又宽敞,办完手续第二天就搬来了”,李国华至今还记得,搬来的那天是2009年4月25日。
搬来后,每个月的房租从270降到了35元左右,连同房租和物业费一年不到600元,1370多元的天然气初装费也免了,到冬天还能得到660元的暖气费补贴,“这一年算下来比以前能省3000多元钱,以后每年也比以前能省将近2000元,快赶上10来个月的低保费了”,李国华老两口呵呵笑了起来。
和李国华差不多,1960年出生的朱登发也分到了一间廉租房,瘦小的他高兴地对记者说:“当时有电视台采访我,我激动地话都说不出来了,回去后两晚上没睡着觉。”
朱登发说:“在这以前,自己已经在没水没卫生间的地下室住了3年。这里廉租房的住户不是特别贫困就是身体不好,很难的。”
说起不足,其他一些受访者说,物业服务水平需要提升。当天晚上11点半,小区道路依然黑暗,漂亮的路灯成了的摆设。
对于林建胜一家来说,2009年的“五一”过得特别开心。因为这是他们搬进新居的第一个五一节。用林建胜的爱人马碧云的话说,“能住进保障房,感觉我这一生太幸福了!”
“我现在也可以叫朋友来家里打麻将了。”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林建胜显得很开心。和朋友一起在家里打打麻将、聊聊天,这是寻常百姓再正常不过的日子,但对林建胜来说,却是盼了几十年。
“如果没有市政府的保障房政策,想都不敢想这辈子还会住进这样的大房子!”妻子马碧云说,一家4口人,过去的几十年里,都住在天山区北湾街大湾三队一间只有31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别说和朋友在一起聊天、打麻将,家里连吃饭桌都没地方放。
林建胜的新家就在天山区十七户天山康居苑。两房一厅,总共65平方米,是个朝南的位置,采光很好。
4月22日,当记者来到康居苑里,马碧云正在家里搞卫生,每个房间的窗户都开着。
初秋的阳光洒满了每间屋子,习习的凉风吹在人的脸上,觉得十分惬意。就在她所在的这个社区,社区活动中心、公共绿地等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回忆过去的日子,马碧云说:“几乎没有客人愿意到她家来。一是因为她家面积小,来人没地儿坐、没地儿站的,偶尔家里来人了,也弄得晴天一身汗,阴天一脚泥的。”
“现在您再看,10多平方米的客厅,来多少客人也不怕了。”马碧云说,丈夫是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可以分配保障房消息的。但他对这个消息很不屑,总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有这么好的事也轮不到自己。
“没想到选房分房做得这么透明公开。”能分到康居苑的这套房子,马碧云很满意,连称幸运。她是在2008年7月23日递交的申请材料,原本以为拿到房子的可能性很小,没想到最迟递交申请材料的她却幸运地得到了一个靠前的轮候号。由于她申请的是4楼2房型,在选房的第2天就选到了满意的新家,他们掰着手指数日子,期待早日搬新居
雪白的墙壁、明亮的客厅,门前有绿化,小区有专人管理……这对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曾经是他们做梦也不敢奢求的幸福生活。政府伸出了温暖的手,构筑起社会保障性住房体系,让这样的家庭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梦。
乌市从2007年启动廉租房等住房保障工作到现在,已经累计投入廉租房建设资金4 7亿元,到2009年底,总共建成廉租房5332套,建设经济适用房3551套,4650户家庭获得廉租房,1060户家庭购买了经济适用房。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最东部,隶属海东地区,素有“青海门户”之称。109国道、兰青铁路穿境而过。全县总面积1890.82平方公里,辖8镇14乡312个村,居住着汉、回、土、藏等14个民族,总人口39.2万人。在海东建区30年之际,我们来到这座具有浓郁高原民族特色的县城,采访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长马成龙。
民和是一个农业大县、资源大县,但也是经济发展小县。主要农作物有小麦、豌豆、马铃薯、玉米、油菜等;有丰富的矿产、水能、森林、人力等资源。近年来,民和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中央、省委1号文件精神,按照省委、地委的区域协调发展思路,依托特有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地理环境区位优势,民和紧紧围绕“发展、生态、民生”三大任务,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民生得到极大改善。2007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7.69亿元,增长13.55%;行政辖固定资产投资8.35亿元,增长22.98%;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873万元,增长27.1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9240元,增长13.3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53元,增长17.49%。
赶超发达县市加快发展民和发展,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业化水平低是制约民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化是振兴民和经济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民和县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立足县内丰富的石英石、白云石等矿产资源优势和区位、交通、电力等优势,大力发展以硅铁、电石为主的冶炼工业,冶炼业得到长足发展。冶炼企业的发展壮大,对于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民和县冶炼企业大多摆布在县城地区,布局分散、工艺落后,行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力和规模较低,环境污染严重。面对这一实际,新一届县委、县政府班子在经过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出了建设民和下川口工业区的重大决策。通过对现有冶炼企业进行整合迁建,有效整合土地、水、电、路等资源,达到防治污染、节能减排、治理环境的目的,在工业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还民和地区一片蓝天,重塑青海东大门新形象。
以提高民生质量为目标,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优化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改善农村卫生医疗条件,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缓解贫困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两会的进程是我目前积极关注的大事,身为预备党员,能够成为正式的党员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党组织的帮助和教导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也直接关系到执政者的人心向背,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
重民生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古至今,民生和民心素来密不可分。历史反复证明,谁真正解决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谁就会赢得老百姓的真诚拥护,谁就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积累财富,而是旨在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应当说,中国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伟大历程就是不断改善民生的历史过程。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生始终是重中之重,始终是一条红色的主线。翻开党的报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民生话题几乎贯穿始终。
当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千方百计加大改善民生工作力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渠道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我们强调改善民生,不仅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更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历史和现实都启示我们,民生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轻视不得,忽略不得,淡忘不得。改善民生不但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还要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不但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还要追求社会公平。凡是民生解决得好的地方,社会就和谐;反之,社会就动荡。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几乎都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全面小康、构建和谐,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否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要肩负起民生的责任,把发展目标恒久地定格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就必定能够赢得民心、集中民智、凝聚民力,形成无坚不克、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
重视和改善民生,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它是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责。“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民生,作为民众的基本生存、生产和生活状态及基本权益的体现,标示着老百姓生存、生活的质量、状况,它表征了民众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最基本权利和利益。民生不仅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还影响到民众对其发展如何的反应——民声,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泰民安。
民声,是老百姓围绕自身、群体或国家利益所发出的声音,表达对政府、民间等政策、事件、人物等的关心、喜欢或不满等情绪及意愿表达,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直接表达和体现,它是一个社会中最底层的发声渠道和途径,也是群众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途径之一。在国家政治层面及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民声不是个别声音的表达,而是群体利益或情绪的体现。民声如何,不仅反映百姓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和社会在经济政治等发展中某种状况的反映,因此值得关注和重视。
民生和民声,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意义重大,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的实践和交往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存在的实践主体,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民生作为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权益之体现,涉及到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问题,事关百姓的吃、穿、住、行,以及在此基础上基本政治民主等权益的实现和维护。它是社会存在的最基本表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社会意识是人对社会存在的精神、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包括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民声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上的反映,主要是对民生的反映。
因此,民生是根本,民生如何,决定着民声如何;反过来,由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影响社会存在,因此,民声也反映了民生如何,并影响民生的发展。
民生是根本,民生发展如何,在根本上决定民声如何。老百姓的生存、生活质量提高了,状况改善了,民生状况、质量良好,百姓自然会发出良好的声音,说政府的好话,而且这种话不是违心的,是发自内心的。只有民生的发展有保障,社会发展才有保障,良好的民声也才有保障,社会稳定也才有保障。
作为农业大国,可以说,近代以来,土地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关乎中国国计民生、历史兴衰的基本问题。曾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直注重、发展民生——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受到当时中国最广大阶级——农民阶级的支持和拥护,才取得了胜利。也即抓住了人心,得到了民声、民心的支持,进而才能取得胜利。
相反,民生若没有保障,百姓的基本物质及精神权益得不到维护,甚或民不聊生,自然民声就不好,甚至民怨沸腾。坏民生会产生坏民声,影响到政权得失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大陆统治的失败,从根本上讲也是自己没有关注当时中国的民生,搞得民不聊生,以至民怨沸腾,从而失去民心的结果。由于的党风不正,派系纷争严重;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及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泛滥,官僚资本巧取豪夺与垄断;加上当时错误的财经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加之始终坚持,反对民主政治,种种做法既与当时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相违背,又与全中国人民要求民生、民主的愿望相对抗,结果民声鼎沸,丧失了民心。因此,的政治失败实属必然[2]。
曾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3] “得民心者,乃得天下”,民生决定民声、决定民心。这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经验,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民声是民生的反映,是民意对民生的表达和期盼。民众在实现、维护自身物质、精神权益的过程中,对政府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及其产生的效果,都会根据自身利益或集体、国家整体、长远的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来进行衡量。而政府实施的各种政策恰恰是与民生发展紧密联系的,它关涉百姓的基本物质、精神权益的实现和维护情况,甚至决定了民生的发展。因此,民众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对政策实施情况的后果预设或既成结果的评论就通过民声体现出来。老百姓的生存生活质量状况、基本民主政治权益的好坏,等等,都能通过民声反映出来。一般来说,民声是民生发展的一面镜子,民声好,表明民生发展状况良好;民声坏,则表明民生发展状况糟糕。
抗战胜利后,各级官吏置民众、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利用接收之机,中饱私囊。对于官员的种种劣迹,沦陷区人民愤愤称接收为“劫收”, 称接收大员为“五子登科”人物。“劫收”使更加丧失凝聚力和号召力,不仅使其党派内部人心涣散,还使光复区老百姓乃至全国老百姓原来对政权存在的幻想变成了泡影,正如歌谣所唱的:“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秧”[2]。负面民声体现了当时统治时期中国民生负面发展的真实状况,也反映了老百姓对统治的不满与失望。
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和关注民声,以此为重要依据来关注和发展民生,推动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深入到实际中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中国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了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不断发展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对民声的调查是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方面,从中可以发现民意,体察民生发展状况,进而找到正确的对策。如早期对湖南农动的实地调查,发现、澄清了当时农运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真实态度,并从中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又是土地问题,进而找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取得胜利。
历史发展到当代,民声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出来,如民众的口头表达,通过书报、网络等各种媒介传达,利用歌曲、民谣民谚、戏曲、影视作品等形式间接表现等。民众对于民生、社会现象等产生的各种情绪,甚至激愤等,都会通过以上诸种形式表达或宣泄出来,以达到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如民谣对社会现实、现象的反映功能。“民间谣谚正是以民间化的议论形态表达了人们的倾向较为一致的评价性意见。因此,民间谣谚也是社会舆论,只不过它是社会舆论受到社会挤压后的非体制性产物。”[4]历代以来以至到当代,民谣大都具有传达社情民意、醒言警世的功能。“新时期的新民谣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寄寓了严肃的政治思考,它对社会现象做出直接快捷的反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俄罗斯大作家普希金曾经说过:“民谣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有必要从这面镜子中观察社会风貌[5]。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关注、倾听民声,体察民生。在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级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应因地制宜让民众有一个便捷、畅通、理性合法的民声诉求表达渠道,认真倾听人民的声音,把尊重民意、反映民意和实现民意当作本职工作,使民声得到表达、重视和最终解决,而不是忽视、掩盖甚至违背民意。如当前民众对农民负担问题、教育乱收费、收入分配、住房拆迁、看病难等具体民生问题的民声反映,体现了民众对收入、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的关切和期望。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并切实解决好。
李景治在《改善民生绝不是“软道理”》一文中提到,民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直接涉及制度改革和影响到社会稳定,并举了诸如失业、农民工就业、非法征地、黑社会、住房、医疗保险等当前具体社会问题和现象来阐明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6]。
此外,民生与民声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除了“民生与民声事关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直接涉及制度改革” 等方面,在民族、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上,民生与民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稳定,包括政治和政权稳定、经济稳定、文化价值等稳定,以及在总体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稳定。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民生和民声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政府或执政党政权的稳定性、信誉度与影响力,关涉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实现。
民生作为民众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权益的体现,它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存在和发展最一般的基础,民生如何关涉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自古就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安居乐业”、“太平盛世”都是民生发展良好的结果。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认为民生就是百姓生活充裕,从而社会安宁。孔子曰:“足实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篇》)孟子曰:“黎民不饥不寒,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所处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实际发展的状况,民生问题更是受到重视。孙中山主张,社会建设之首要在民生。他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便是。我们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年来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7]590-591他认为,民生是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也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7]802。历代统治阶级大都注重民生发展,因为它涉及到政权与国家、社会的稳定。晚清政府的灭亡,除了制度原因之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清政府没有抓住一切机遇重视民生、发展民生的结果。
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重发展民生。新中国成立后,从等集体对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到为代表的集体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到为代表的集体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为的领导集体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都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在实践中更是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切实贯彻和实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正是中国切实注重发展民生,才保证了中国的真正稳定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受到群众的拥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始终注意造福与民,改革的成果始终惠及全体人民。”[6]在此基础上,社会和谐才有实现的基础和可能。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实现,也是一个不断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民生问题的展现或其引发。比如住房、就业、保险等问题产生的社会矛盾,或在其基础上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甚至会引起诸如自杀、仇富等一些极端现象。虽然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加重视或解决不当,极有可能会使矛盾激化甚至酿成冲突,甚至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加人民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8]。
而民生的改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十二五”规划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民生长期得不到改善,群众的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与民生有关的社会矛盾也会激化,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会受影响,这显然不利于“十二五”规划的贯彻落实[6]。
民声反映民生的发展状况,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无形的社会力量,民声对社会权力、政府公共政策也形成某种约束和制衡,是社会中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9]并进而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曾多次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民生的最重要和最基本体现,而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就是民声。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表明政策得当,民生发展良好,民声自然就好,民众自然会拥护,社会自然会趋于稳定。反之,若人民不赞成、不高兴、不答应,则表明在政策上尤其是民生发展上出现了问题,老百姓自然会有不好的声音出现,也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别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安定,要特别重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合理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实际上强调了要通过体察民声、进而保障民生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
各级政府应该使政务信息尽量透明化,以利于消解民众的猜疑、误解,增强民众对政府的社会信任度,化解不利民声,促进社会和谐。“在民主政治中,人民群众能够掌握和享有必要的政府信息,这是政府取得社会信任的基础,……事实证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实质上是对自己所作判断线]因此,民生和民声如何,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民生与民声关涉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则关乎这个国家和社会在国际上的形象、地位和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11]无疑在这些因素中,民生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它对国家的国际形象与地位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作用。“一个国家要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首先要练好‘内功’,即发展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同时奉行和平、友好、合作的对外政策。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推进国家的社会进步,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基础。”[12]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民生获得巨大发展。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财富的快速膨胀,绝对贫困人口的迅速下降,使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减贫效果最显著的国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才逐渐上升。
在2011年中国成立9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海外专家学者和媒体通过发表谈话、撰文等方式对中国9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和赞赏,认为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从而使中国的影响和全球性地位得到加强。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的发展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保罗· 埃文斯教授认为,在中国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就,世界影响力逐渐扩大,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变化速度是惊人的。原苏联驻中国外交官库达舍夫认为,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成绩,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中国的全球性地位得到加强。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的发展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在金砖国家机制、二十国集团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丹麦议会第一副议长摩根斯·吕克托夫特认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让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这一进程仍在继续。由于中国的成功和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更加主导的地位[13]。
民生得到了良好发展,取得实际显效的结果,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和改善,老百姓自然就会由衷感到高兴,对国家、政府感到满意,民声就好。民声的好坏,也关乎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影响到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是国家一笔雄厚的无形资产。”[14]而国家的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等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为民声。
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必然会更加复杂多变。尤其在当今网络信息迅速发展的时代,民声的传播渠道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间接性、传播迅速性等多重特点,与传统渠道相比更加不好把握,如果不及时发现和解决民声所反映出来的矛盾、意愿等问题,极有可能引起国际范围的关注,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国际影响,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受到冲击,甚至给敌对势力造成借口。
因此,各级政府和领导应“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通过各种有效渠道直接或间接去及时倾听民声,体察民情、民意,使民怨甚或民愤止于疏导,得到化解,及时为民众排忧解难,依法、合情合理地解决民众反映的民生问题,而不是用其他强制手段来“解决”。惟有如此,才能获得老百姓好的评价,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进而形成善的循环,使地区、省市、乃至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得到良好发展,提升软硬实力,从而提升本地区、省市、乃至国家的国际形象。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突出显现。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重视和倾听民声。通过民声“透视”民生发展的状况,体察群众对民生发展的意愿和要求,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进而改善、发展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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