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我国社多米体育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和显著进步出发，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是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变化的科学认识，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观点。

　　理解社会主要矛盾，首先要理解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决定社会的基本性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历史的发展的具体的，这就使得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是不同的。不同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社会形态或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构成社会主要矛盾。可以说，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结构，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层结构。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的多种矛盾中起着支配性作用的矛盾，是影响和制约一定时期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性矛盾。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按照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推动解决主要矛盾，使社会主要矛盾进入更新阶段更高水平，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党的根本任务，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一个时代向新的时代演化的根本原因。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二者不可分割。生产力发展永无止境，这就使得社会基本矛盾永无终结，社会主要矛盾不会始终停止在同一种状态、同一个水平。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中，没有形成阶级，原始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原始的低级的生产不能满足原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社会主要矛盾。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成为社会基本矛盾的人格化代表，劳动人民是生产力的主体，统治阶级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主体，这就使得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是通过阶级矛盾表现出来的。奴隶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矛盾构成阶级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既符合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也符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是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形成、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阶级消灭之前的必经阶段。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不以阶级矛盾的方式体现出来。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公有制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不仅是生产力的主体，而且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主体。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就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再表现为阶级矛盾。这就使得社会主要矛盾的构建逻辑，不能再按照阶级社会的构建逻辑，必须使用新的构建逻辑。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十九大，都有权威的表述。这些表述在矛盾两方面的内涵上各有不同，但都不同于阶级社会主要矛盾的构建逻辑，都是使用了社会主要矛盾新的构建逻辑。这就是把人民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把人民的需要状况与人民需要的满足状况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样的构建逻辑，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了贯通，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这样的构建逻辑，使得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不必通过激烈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以生产力不断的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这样的构建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要矛盾，而不是在人民之外再确定一个对立阶级，以两大阶级关系作为中心的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开辟道路、形成战略的基本依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事业取得胜利、党的航船顺利前行，都与党对不同时期或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密切相关；而党的事业遭遇挫折、党的航船曲折停滞，都与党对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紧密相连。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准确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作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正确判断。因此，“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纲领，都是以此为依据确立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八大正确作出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的判断。由此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党的八大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了偏差。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3]，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直至“文革”期间发展为“资产阶级就在内”的错误认识。这一错误认识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折。改革开放后，党带领人民拨乱反正，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八大认识的基础上，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由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在党的十九大上明确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求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有新的框架、新的尺度，规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中国成立近百年来，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程中，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一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在中国社会的典型表现，既不能脱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框架去确定社会主要矛盾，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来确定社会主要矛盾。二是必须明确区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性质，从而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属性和特殊性质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既不能将社会主义社会与阶级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存在。三是必须及时根据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坚持与时俱进，既不能使认识落后于实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但仍然固守于原有的判断，也不能让认识超前于现实，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却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重大判断，是党的十九大依据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做出的，是综合人民需要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的根本性变化得出的，有其坚实的实践基础。

　　习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6]这就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依据。从人民需要的变化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生活需要领域拓展、层次提升。人民生活需要覆盖各个领域，除了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外，还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需要。在政治生活领域要求享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成果，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求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包括人身、财产安全在内的多方面安全感，在生态文明领域要求享用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人民生活需要从不停止在同一个水准上，而是“水涨船高”；人民期待不断提升生活的“美好度”，不断增强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变化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贫困已经基本摆脱，匮乏已经普遍消除，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一部分得到满足、一部分还不能得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在一部分人中得到满足、在一部分人中还不能得到满足。这样一种人民生活需要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关系，构成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满足人民更高物质文化需要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同时生产也促进消费，供给也创造需求，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再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坐等，而是要求吃得健康、穿得得体、住得宽敞、坐得舒适等。人是多重属性的人，人的需要是展开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要求。在满足物质文化生活基本需要的基础上，人民要求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如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要求享有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可靠的社会安全体系等；要求享有明媚的阳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健康的食品、绿色的植被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无止境，期盼更加有尊严、有品位、有快乐的生活，充分体验美好精神生活，比如心态保持轻松愉悦，内心保持人格统一，心中保持理想激励，一生保持初心不泯，心灵保持美的追求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社会不断发展加以满足。新时代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生活水平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平衡上。从近年来各地房价的差距就可以反映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从城乡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走向就可以看出各地的发展状况。由于人们收入水平、财产状况存在很大差距，购买力、消费能力、闲暇时间差别很大，即使是在北上广深，不同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标准、预期也大不相同。基本公共服务的原则是均等化，但基本公共服务与各级政府的财力物力密切相关，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度密切相关，造成了不同地方人们享用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新时代的发展不充分既表现为发展总体水平的不充分，也表现为以发展不平衡表现出来的部分地区、行业的发展不充分，还表现为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的发展不充分。

　　一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历史变革的结果。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第二个10年，从改革开放之始“未发展起来”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发展起来以后”，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持续不断地解决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从量变到质变，推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二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事关全局的转变。主要矛盾变了，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社会生产关系的内涵和状况、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和任务，都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意味着人民的需要内容和层次、发展的进展和方向，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三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关系方向的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不停步，改革往哪里改、开放往哪里开，都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眼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的战略安排，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四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逐步解决的过程。认识矛盾、判断矛盾只是解决矛盾的开始，历史表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即使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有一个不断向纵深发展、不断朝向更高标准要求的问题。

　　党的十三大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指出这个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几十年来，尽管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判断，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始终没有变。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论断，同时也强调“两个没有变”“三个牢牢”。这就要求我们深入领会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在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九大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经历的上百年时间，如果是放在古代社会，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但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中叶的100年，无论是当代世界还是当代中国，变化都是天翻地覆的。这样一个历史特点，就要求我们不能用同一个尺度、同一个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就会出现在这100年间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要矛盾，而是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面貌巨变和伟大飞跃，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转变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有一个社会主要矛盾的观念，使得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反映了变化了的实际，这就更有利于明确主要任务、制定发展战略、解决新的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社会主要矛盾变了，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就是一方面要承认，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初级阶段，属于初级阶段的不同发展阶段。与之前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特征的界定相比，确实有很大不同了。否认二者的区别，就会淡化这一重大变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即使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但“两个没有变”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从总体上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不能得到普遍满足，人民生活的水平、质量和层次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低收入人口还占人口多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重大掣肘因素。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说向走出初级阶段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作出了“三个同时存在”[9]的论断，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和特征作出了“9个历史阶段”[10]的描述，这些都是理解把握初级阶段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九大作出“两个没有变”的结论，是以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认识的全部成果为理论依据的，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社会发展情况作出全面分析后得出的，是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根本性质、全局状况、整体水平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根据新的主要矛盾来理解基本国情的“基本面”，掌握最大实际的“实际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这个转折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正是现在和今后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富的水准不高、富的面积不大，富而不硬、富而不强，是这一阶段的现状，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意味着我国还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改革尚未功成，制度仍需完善，攻坚体制机制弊端需要一个过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包括制度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但距离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仍然是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基础上，基本国情的高度凝练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基本路线贯穿于整个初级阶段，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正如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这就决定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同时要看到，矛盾变化了，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也要变化。基本路线没有变，但社会主要矛盾变了，坚持基本路线的着重点就要变化，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始终不能偏离，这是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过渡的基础。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和以人民为中心统一起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实质上就是着眼于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要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核心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和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坚持的领导上，要充分发挥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小了、问题少了、任务轻了，而是具有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是伟大社会革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同样是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没有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绝对做不好的。在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上，要坚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作为新时代的科学指导。新时代以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为基本依据，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如何通过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1]社会主要矛盾是战略之基、方针之据、工作之向，党和国家工作无论是制定法律、谋划蓝图，还是建设布局、工作部署，都要立足于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基石的基本国情，都要受到社会主要矛盾状况的影响和制约，都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上世纪5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全局性历史性的，这种变化造成的影响也是全局性历史性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贯穿于一个历史时期，是关系全局的矛盾，辐射其他社会矛盾；是关系长远的矛盾，制约同时期各种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着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和方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特点，要求从全局和历史的高度看待把握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党和国家工作要从以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为主要任务，转变到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为主要任务；从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奋斗目标，转变到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奋斗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转变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推进重点领域和迫切问题改革，转变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等等。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放弃发展、放松发展，都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了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表明了我国的发展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等于发展已经不成问题、不是问题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说到底，仍然是发展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发展水平与人民需要仍然不相适应。要按照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要求，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奠定雄厚物质基础。

　　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别。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在生产方面、发展方面、供给方面，是由于生产不够发达、发展不够充分、供给不够丰裕，使得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得到及时和完全的满足。因此，要把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工作的主攻方向，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此推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解决。要在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靠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依靠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依靠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依靠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依靠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要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不仅有数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质量、品位、层次的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有数量上的不足，更有质量上的不足。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实质上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带来的必然变化和内在要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体系更加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准则，就要紧密依据人民生活需要的重大变化，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满足人民丰裕经济生活的需要。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不让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一句口号、一句空话，以满足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提供人民美好精神生活所需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丰富文化生活的需要。保证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以满足人民公正社会生活的需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之中，以满足人民生态文明生活的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精髓，社会全面进步的创造者是人民，享用者也是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质上就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正如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3]。因此，要从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看待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远意义，把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旨，而不是仅仅当作一个民生问题。人的全面发展依赖社会全面进步，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者统一于着力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长期实践中，统一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前进道路上。

　　（作者简介 ：颜晓峰(1955-），男，江苏涟水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

　　[3]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N].人民日报，1962-09-29.

　　[4]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多米体育，1982：839.

　　[5][6][8][11]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11，12，12.

　　[7][9]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9-10.

　　[10]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1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多米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