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体育约翰·汤普森：理性与个人主体的共同价值 社会科学报

　　就文化现代性而言，理性与主体价值就是其共同价值。若发展中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时抛弃了这种共同价值，最终就一定不会成功。过分利用工具理性就会导致价值理性丧失，过分推崇个人主体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精神滑坡。正确的做法是兼顾彼此，做到它们的适度平衡。这些共同价值就是衡量与改造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的重要认识论标准。

　　作为当代英国有影响的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在《批判解释学》《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等著作中，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推广到大众文化与日常话语等领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今世界及其变化发展有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读，约翰·汤普森较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内涵与实质，并通过当今西方社会变化新特点分析，认为作为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但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而是表现在大众文化与日常话语等众多领域。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已不存在于认识论领域（即所谓“虚假意识”问题），而存在于通过特定“中介”作用后形成的社会关系领域，即其中表现出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统治关系之中。由于这种权力统治关系是隐蔽的，所以，他认为应通过系统的认识和社会分析方法加以揭露与批判。

　　约翰·汤普森认为当今的大众文化就是形成特定权力统治关系的重要“中介”。由于这种文化不是以对特定社会关系反映为目的的，而是以休闲、娱乐等为价值追求，因而不能用纯粹认识论的方法对之加以分析，只能用价值论的方法加以剖析。在此，他分别利用和借鉴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关于文化象征价值的定义与法国哲学家利科的深度解释学思想。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象征意义决定了传统认识论主－客关系的方法是把握不住它的性质与特点的，只有用解释学的主－主关系才能理解其实质。因为，任何文化都是特定主体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感悟，任何他人若不进入其境界是很难掌握并领悟其精髓和实质的。但他又不赞同一般哲学解释学的解释方法。因为，这种解释学尽管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解释方法，却将文化的解释似乎看成没有任何“正当”与“非正当”关系的活动。他认为也许文化的解释并没有对错与好坏之分，但一定有“正当”与“非正当”关系存在。而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在文化解释过程之中，而在文化解释过程之外。正因如此，他才利用并借鉴利科的深度解释学思想。在约翰·汤普森看来，文化解释的“正当”与“非正当”性质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因此，研究文化解释的传播过程既是一种深度解释学的方法，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他认为这种研究包括三个步骤：一是社会背景研究与分析；二是话语研究与分析；三是解释与再解释。第一个步骤重点把握文化解释（包括文化接受）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机构等，第二个步骤对特定文化或文化解释进行话语结构与话语类型等形式分析，第三个步骤是对已解释的文化现象结合上述两个步骤再作综合研究与分析，并揭示其维护权力统治关系的实质。

　　随着西方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以及西方现代化带来的问题而引起的全球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探索，文化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且紧迫的问题。首先，从消费社会的性质与特点来看，文化发展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影响到社会的经济乃至社会全方位的发展。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当前文化已成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这既表现在文化作为一个产业在综合国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又表现在文化附加在物质产品中而表现出的文化附加值上。其次，从全球现代化探索和发展上看，文化已明显成为现代化与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规定性。事实上，现代性本身就包含两个方面，即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表现在资本化、工业化、城镇化与知识化等多个方面，而文化现代性则表现为文化的理性与主体等方面价值。表面上看，文化现代性只影响到社会精神领域与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实质上它影响着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众多领域。若没有理性中的工具理性与主体中的个人自由价值的强调，就无法完成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进而就无法充分发挥资本逻辑的推动作用。同样，没有文化现代性中的理性与主体，也就不可能有包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内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与机制（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本质上说就是形成了以主体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日益明显，促使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反思西方现代化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从文化现代性上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和个体主体虽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起的价值理性失落与信念信仰衰落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反性等恶果。这些都警示着发展中国家必须立足自己的传统文化，慎重选择与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化没有绝对的优劣，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轻易作出孰优孰劣的区分与评价肯定不是科学的态度，但由此不能得出文化没有进步与落后以及是非对错之分的结论多米体育。约翰·汤普森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若轻易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强加给他人，这自然就带来了约翰·汤普森所说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约翰·汤普森虽然揭示了文化以及文化解释过程中的“正当”与“非正当”问题，但他对文化进步与落后以及是非对错的分析与认识还是有局限的。的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纯粹休闲娱乐（包括信仰等）的文化来说，它包含的认识论含义相对较弱，而价值与意义的含义更为明显。对于它们，若直接采用像对待知识（包括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一类问题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显然是不完全科学的，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可以完全逃避认识论的分析与批判。事实上，它们中间同样蕴含着认识论问题，只不过这一认识论问题是一种间接认识论问题。与知识一类问题一样，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社会发展的结果，它们都是对特定社会相关问题的一种反映。尽管一些价值类型的文化具有一定超越时空的性质与特点，但也摆脱不了它们产生的时代烙印。换言之，尽管一些价值文化具有一定超越时空的特点，但在不同时代要想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它们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否则，不仅不能发挥它们的积极意义与价值，甚至还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选择而言，发展中国家要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探索现代化本土化的道路，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的先进成果，但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是建立在现代化道路的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无论从社会现代性还是文化现代性来看，有不少因素是共同的，也是必须的。仅就文化现代性而言，理性与主体价值就是其共同价值。若发展中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时抛弃了这样的共同价值，最终一定不会成功。当然，虽说这些价值是共同的，但也不能说它们是毫无弊端的。如过分利用工具理性就会导致价值理性丧失，过分推崇个人主体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精神滑坡。处理这样的问题同样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确的做法是兼顾彼此，做到它们的适度平衡。这些共同价值就是衡量与改造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的重要认识论标准。

　　约翰·汤普森文化意识形态理论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他只对文化进行社会论分析，拒斥文化的认识论研究，而在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实质的研究与把握上。正如约翰·汤普森所说在马克思恩格斯众多文本中，意识形态有着指称“虚假意识”的内涵，但不能由此像丹尼·贝尔那样轻易得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结论（丹尼·贝尔认为既然意识形态是指“虚假意识”，它的最终命运只有一个，即彻底终结，并且认为他这一思想是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如果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们所谓的“虚假意识”是有所指的，指的只是以往意识形态（因为以往思想家认为精神决定历史，因而在唯物史观形成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的思想都是以“错误意识”为基础的，因而他们的思想整体上都是虚假意识），而不是指所有社会意识形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显谈论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但根据他们的思想及其逻辑，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意识形态，只是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即正确意识）基础之上的，因而应该是“正确的意识”。由此，列宁不失时机地提出“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退一步讲，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往的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但他们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并不会因其虚假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们还会继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看成特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观念上层建筑”。若从观念上层建筑的角度看，以往的意识形态又是“真实的意识”。

　　虽然约翰·汤普森不像丹尼·贝尔那样得到“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结论，但事实上他还是有条件赞同丹尼·贝尔这一观点的，至少他也认为作为思想体系和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约翰·汤普森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无法形成与实施统一的核心价值，更无法形成和实现代替它的更新社会的蓝图。的确，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多元化与复杂化，但这一特点并不能掩盖其另一特点——日益总体化与集中化。若仅仅立足于其多元化与复杂化，自然无法形成新的社会蓝图，但若认真分析与研究其总体化与集中化的特点，就不难得出新旧社会形态需要更替的意识形态结论。从深层文化认识论标准看，整个社会形态更替规律是划分价值文化科学与不科学的最根本的标准。多米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