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体育社会建设 打破“第三方神话”：谨慎推动各种形式的第三方改革

　　根据近年来学界和政界都十分“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假设，引入第三方能够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实现“专业人办专业事”，从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减轻政府负担。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不同领域都兴起了引入第三方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甚至出现了将第三方无限“神化”的趋向。然而，根据笔者调研发现，这一改革在实践中已经出现诸多问题，值得警惕。

　　以公办福利院改革为例。近年来，为改变传统公办福利院存在的闲置率高和服务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全国各地福利院普遍推行公建民营改革，主要表现为，将特困人员的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政府退出管理过程而只保证资产安全和负责监督，根据考核结果将特困人员补贴（包括生活费和护理费）发放给第三方。

　　今年1月，笔者在中部某地一家乡镇福利院调研时发现，该福利院从2020年开始引入某外县养老企业进行经营，签订3年合同。然而，该企业经营期间，院内五保户多次到乡镇投诉该企业服务质量差，表示不满。基于以上情况，该地政府“紧急刹车”，从今年开始将两所已经委托第三方经营的福利院重新收回公办多米体育，并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严格选聘院内工作人员保证公正公开、规范财务监督制度、创新服务管理机制，如发挥院民代表作用、以小组积分制发动院民积极参与院内事务，多米体育从而有效改变了以往福利院传统公办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

　　这个例子极其有针对性地证明，引入“第三方”并非解决福利院传统公办模式问题的唯一“药方”。事实上，传统公办福利院出现的种种问题，如资源利用率不高、资金使用不规范等，其“病根”的产生并非公办体制本身，而是其内部管理服务机制——这点在上述案例中已经得到证明。

　　结合更大范围的调研来看，上述情况并非特殊个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公办福利院引入第三方后出现的普遍问题。

　　首先，第三方的进入必然是营利导向的，其改变了福利院的公益性和兜底性定位。对特困人员的服务上，第三方必然是营利的，只是盈利的来源有所差异，要么如上述例子一般直接从特困人员服务资金中获取，要么是如很多发达地区一样，通过收住社会精英老人来获取盈利可能性，看似没有克扣特困群体费用，但是实际上也背离了政府资源利用要为特困人员和广大低收入普通家庭兜底的基本原则。

　　其次，第三方的进入往往脱离地方生态而面临诸多困境，反而丧失了许多公办模式下的特有优势。按照理论预设，第三方被认为有更专业的管理和护理团队，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然而，这里被忽视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养老服务并非取决于服务技能，而主要由服务关系决定。可以说，嵌入地方生态的服务关系是福利院运转的基本前提。笔者在某东部发达地区调研时也发现，乡镇福利院引入第三方后，即便是已经在业内积累了众多经验的专业养老服务公司，也不得不聘请原先公办院长来担任副院长，以协助管理特困人员。原因在于，原先公办福利院的院长大多是从有责任心、有能力、工作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以村干部为主）中选拔出来的，这些基层干部在长期工作过程中和群众，尤其是特困人员长期打交道，在特困人员中间有“权威”，也懂得对待不同类型群众的具体方式方法，管理起来自然更加“轻松”，甚至在面对不合理要求时也能进行“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之所以强调“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服务”，是因为特困人员的服务以及其他关涉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服务事项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性”极强的事件。例如，特困人员能否获得基本保障（这里暂且不谈特困人员的“福利泛化”问题）其实从根本上关乎基本保障原则。正如特困人员对第三方进入的态度，“政府不管我们了，把我们卖给老板”。显然，在服务外包的过程中也可能造成通过服务过程实现的政治性被消解。

　　当然，除了福利院改革，还有许多其他领域也正在推崇第三方进入。尤其是在特定发达地区，由于政府财政资源充裕，各类公共服务均被“外包”给第三方，甚至党建工作也购买第三方服务，造成了颇为普遍的服务形式化、政府公信力受损等问题。

　　总而言之，一定要打破“第三方神话”，谨慎推动各种形式的第三方改革。在当前各类服务下基层的背景下，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以服务本身作为锻炼基层能力、加强干群联系、塑造政权合法性的契机和抓手，而不是盲目外包给既不纯粹又无能力教育群众的第三方。